【党史中的人大历程】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的重大历史贡献

　　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毛泽东讲：“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是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最好的政治形式。战后更需要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

　　

　　（一）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要求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陕甘宁边区“三三制”参议会制度使不同政治派别跨越了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经济地位的差异，以平等权利选派自己的代表进入抗日民主政权机构，最大程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速了中国革命进程。

　

　　1. 各级政权体现广泛代表性，边区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区域

　　

　　边区第二届参议员219名，除共产党员外，地方绅士和其他人士占2/5；常驻议员9人，其中党外人士6人；党外进步人士担任乡长以上各级行政领导的有3592人。比如，边区副议长安文钦、副主席李鼎铭，建设厅长霍子乐、教育厅长柳湜，都是有名的党外人士。边区浓厚的民主与抗日氛围，与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形成了鲜明比照。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出资出粮出人力，各方进步人士积极献计献策。如陕北著名士绅李鼎铭等11名参议员提交的“精兵简政”议案，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推开后，达到了精简、统一领导、反对官僚主义、提高效能、节约五大目的。同时，抗战期间有4万多名有志青年经过敌占区到延安，爱国青年们讲：“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毛还有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2. 为其他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了范例，边区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据地

　　

　　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成立，1942年10月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开幕，包括山东、华中、苏南、苏北等根据地的参议会，从内容到形式均以陕甘宁边区“三三制”参议会制度为样本。

　　

　　3. 进一步激发和汇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总后方”

　　

　　为支援解放战争、保卫人民政权，边区广大群众在每人每天口粮不到半斤的情况下，1946年至1948年交公粮7240万斤，边区妇女仅1948年就做军鞋120万双。习仲勋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广大群众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 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复电中讲：“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二）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 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 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他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 1948年1月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强调：“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2. 制度方面的重大贡献

　　

　　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许多制度规定和做法，在“三三制”参议会制度中都能找到源头或雏形。

　　

　　（1）选举制度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最早实行“无记名投票”，且一人一票、同票同权。此外，还按行政、工作、民族区域划分选区等。

　　

　　（2）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

　　

　　同现在类似的有7点：①边区参议会议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担任。比如，高岗任中央西北局书记时连续三届被选为边区参议会议长；习仲勋担任中央西北局书记后，由于当时不具备召开参议会正式会议条件，边区参议会常驻会推选他为代议长。②参议会实行民主集中制，议长和参议员都只有一票权利，开会审议时参议员有发言免责权。③政府和法院由参议会选举产生，向参议会负责受参议会监督，实行行政首长和法院院长负责制。④除乡级外，边区和县级参议会与本级政府实行“议行分开”（苏维埃时期是“议行合一”）。⑤上下级参议会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上级领导下级），上下级政府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⑥会议制度和程序方面：大会开幕前召开预备会议，选举产生大会主席团、通过选举条例等。⑦参议会开会监督政府工作不仅要听取报告，还有询问等。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边区政府先后将定边县的四、五区和城关镇的2个村庄划为回民自治乡，将陇东曲子县的三岔镇划为回民自治区；将新正县的一、九区，盐池县的回回庄及城川蒙民地区，分别划为民族自治区。在少数民族自治区、乡内，由少数民族选民选举区、乡长，管理区内的各项事业。

　　

　　3. 法制方面的重大贡献

　　

　　边区《施政纲领》《宪法原则》中的许多内容，被党中央在1949年制定《共同纲领》时所继承和发展。特别是边区《宪法原则》规定：边区、县参议会和乡人民代表会议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人民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各级代表，各级代表会选举政府工作人员；各级政府对各级代表会议负责，各级代表对选举人负责；各级代表会议每届大会上检查上届大会决议执行的情况；边区、县（参议会）、乡人民代表会议，乡一年改选一次，县二年改选一次，边区年改选一次，等等。这些，为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还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情况。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决定1945年11月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规定代表名额400名左右。并成立了由周恩来任主任的筹备委员会，召开筹备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解放区人民会议行动纲领》《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草案》等文件。由于日本投降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会议未能召开，但为筹备全国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探索。

　　

　　（三）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1. 使人民群众普遍接受了一次民主洗礼

　　

　　通过选举自己信任的“官”和罢免不信任的“官”，边区人民群众体悟到了“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积累了经验。据统计，即便在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的情况下，边区“三次普选”参选率也比较高，而且一直在提高：1937年第一次普选时参选率为70%，1941年第二次即“三三制”普选时提高到80%，1945年第三次普选时达到82.5%。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这样记述：“边区政府是由普选出来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2. 使我们党进一步增强了领导人民运用民主方式管理边区事务的能力

　　“三三制”参议会成为人民群众行使政权权力、进行社会管理的机关，参议员成为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对人民意见、要求和呼声的反映应该触及‘各个角落’”；政府工作人员要虚心倾听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农民参议员刘德富感慨地说：“我们这些农民还能批评政府的干部，而且都虚心接受，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见过的事。” 1945年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到访延安，和毛泽东有一段对话，史称“窑洞对”。黄炎培讲：“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3. 开创了我国协商民主的先河

　　

　　“三三制”参议会制度的实行，使一大批党外人土进入政权机关，他们同我们党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抗战胜利后，吸收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的原则继续得到坚持。新中国诞生后，一大批民主人士进入政府机关并担任领导职务。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我们党在政治制度的架构上，一方面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人大代表、政权机关组成人员的构成就包括了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人大开展立法、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等都广泛征求意见，这都是继承“三三制”原则、开展协商民主的体现；另一方面，坚持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协商制度。

　　

　　（四）为我们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进行了探索

　　

　　从当时看，在全国范围我们党是革命党，但在边区是名副其实的执政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政权建设上，我们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创立并通过“三三制”参议会制度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模型。事实证明，实行三三制”参议会制度后，党的领导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与改善。

　　

　　同时，我们党以陕甘宁边区为试验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和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积累了经验。

　　

　　在经济建设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发行边币、稳定金融等，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

　　

　　在政治建设方面，除推行“三三制”外，还开展了“双拥”“劳模”“创建模范村”等运动，使边区成为“中国的希望”。

　　

　　在社会建设方面，开展移风易俗等运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边区有卫生总社、县乡有卫生分社，使边区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模范区。

　　

　　在文化建设方面，到1946年春，边区小学发展到1402所，在校学生3.5万人；有陕北公学（现中国人民大学）、延安大学（现延安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现中国医科大学）、炮兵学校（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工程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大专院校33所。还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成立学术团体和文化协会30多个，上演《白毛女》等新剧目189个，“延安颂”“黄河大合唱”等歌曲传唱至今。

　　

　　在外交方面，设立边区交际处，仅1938年至1941年就接待中外客人7000多人。美国记者斯诺在边区访问后，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第一次把中共和红色政权介绍给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还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件是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共18人访间延安，党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另一件是1945年6月26日举行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时，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出席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见证了我们党从西北一隅走向世界。

　　

　　在党的建设上，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写入党章；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命题，建立起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例如，开展全党学习、整风等运动，注重加强干部培养，仅抗战期间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的干部就有4万多名，抗战胜利后一次性派往东北的干部达2万多名。我们党在延安还孕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内容的伟大的延安精神。

　　

　　可以说，我们党是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展成熟、成为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由此，中国革命事业蓬勃发展，革命胜利步伐不断加快。据统计，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长征出发时8.6万人，到达陕北时约7000余人，加上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时红军总数不到3万人。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中共党员发展到120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民兵近200万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近1亿。1948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陕北迁往西柏坡，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是我们党领导的从抗日烽火中走出来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真实写照，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追溯这一历程，结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人大工作的重要批示，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悟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等重要论述所蕴含的初心恒心、使命担当、真挚情怀，越来越深切地感悟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