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中的人大历程】“五一口号”的提出与建国程序的调整

　　从1948年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夕，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肩负伟大建国使命，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法律地位。

　　

　　1947年下半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国革命已达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进入1948年，革命形势进一步向着有利于全国解放的方向迅速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空前巩固和扩大，国民党政权已陷入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面对大好形势，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公开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紧接着，5月1日，毛泽东致信民革领导人李济深、民盟领导人沈钧儒，表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从而对“五一口号”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五一口号”发布后，迅速通过电波传到香港，在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无不深感兴奋和赞同，于5月5日联合致电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8月1日，毛泽东复电李济深、沈钧儒等人，表示：“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随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陆续渡海北上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

　　

　　根据上述“五一口号”的内容以及毛泽东与李济深、沈钧儒等人的往来电报来看，中国共产党最初设计的新中国建国程序分为两步:第一步，中国共产党先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在解放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第二步，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再适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新中国的成立。

　　但是，在与民主人士协商过程中，出现了不同意见。1948年10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中共代表高岗、李富春在向先期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征求意见时，谭平山、王绍鏊“主张新政协后，限定时间召集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再产生临时中央政府”；章伯钧、蔡廷锴则“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对内对外均需要，待全国统一后，再成立正式的”中央政府。对于这一改变此前建国程序的重要建议，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很快做出了积极反应，于11月3日致电高岗、李富春，提出：“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迳由新政协会议产生。”

　　

　　当时，由于解放战争尚在激烈进行之中，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不具备，再加上迅速发展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形势又急需成立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便接受了民主人士的上述建议，决定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直接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从而赋予了政治协商会议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同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后的建国程序，并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一致赞成和拥护。

　　

　　来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这里走来》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编写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