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中的人大历程】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广泛代表性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新政协被赋予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肩负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后，要求新政协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正如周恩来所讲：“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所以我们对它不得不更加谨慎。为了扩大政协的代表性，首先要扩大参加政协的成分、单位和名额，使它能够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根据上述现实要求，1949年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共45个，代表名额510名。“所列之四十五个单位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定之。”这一规模与最初“所设想的这个会议，不过是个百八十人的会议”相比，无疑翻了两三番；即使同此前1948年11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达成的协议相比，在参加单位数量特别是代表名额方面，也都有所增加。当时，预定是38个单位，每个单位代表为6人。现在，新增8个单位(包括特邀单位)，代表人数翻了一番以上。具体为：(甲)党派单位14个，代表142人；(乙)区域单位9个，代表102人；(丙)军队单位6个，代表60人；(丁)团体单位16个，代表206人；此外，还有一个特邀单位，具体名额待定。

　　

　　与确定新政协参加单位相比，确定新政协代表人选更是一项复杂而繁重的工作。在这方面，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并进行过具体阐释：“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四十六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有了重点，同时又照顾到了各个方面。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如自由职业者代表。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这就是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大体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总之，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而起义的朋友，保护国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使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力量的大会。”

　　

　　在大的原则和标准确定以后，接下来代表人选的提名和确定更是复杂和琐碎。当时，新政协代表的提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组织或个人推荐，一种是本人申请。然后由新政协筹备会对所有提名进行逐个审查，反复研究。“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一共花了近三个月工夫，才最终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662位代表名单。据统计，中共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成员约占30%。在党外人士中，进步人士约占1/3，共产党员加党外进步人士约占总数的2/3。这既有效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广泛团结了党外人士，从而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新政协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了一本很厚的表册，毛泽东看后曾风趣地说，这是一本“天书”。

　　

　　新政协46个单位、662名代表这一宏大阵容，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正如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珩所言，新政协“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从阶级的成分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它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一九二五年大革命以来的参加人物和领导人物；从代表的年龄来说，它有九十二岁的老翁，也有二十一岁的青年；从信仰来说，它有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也有笃信宗教的基督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从居住的地域来说，它有远在天涯，冒险归来的海外侨领，也有僻处内地的苗、彝、黎、藏同胞！这些各类不同的人物，来自各种不同的地区，处着各种不同的环境，可是他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很自由的，民主的，融融和和的，空前未有的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的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因此，新政协的这一宏大阵容，使其完全具备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肩负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命的资格和条件。

　　

　　来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这里走来》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编写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