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中的人大历程】建党初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的探索历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的“受命于天”君权专制理论再也难以为继。围绕着在中国建立什么样政治制度问题，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势力不仅在政治实践上进行激烈斗争，在理论上也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洋务派与顽固派、维新派与顽固派、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思想争论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在中国，无论是封建专制理论、君主立宪理论，还是资产阶级代议制理论，始终只是一种幻想，无法为中国人民前行提供理论指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肩负着实现人民解放和当家作主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问题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和不懈的实践追求。

　　

　　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解决这个问题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艰苦的环境里，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对于未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进行了思索和探讨。

　　

　　众所周知，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思想交锋。这些交锋中，不管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还是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这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用初步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武器来思考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表达了一个理想和境界，即：未来的中国，将会像俄国一样，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以世界革命运动自俄国革命成功以来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陈独秀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让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在《论政治》一文中又说：要“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李大钊强调民主政权的实现，他预见了民主政治的非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即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他说，“劳动阶级乃是一切财富的最大原动力，在社会上颇占重要的位置”，故欲改造社会，必需满足劳动者的利益与要求，建立符合劳动者利益的社会制度。1918年11月，李大钊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政权的基本制度是“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他当时没有用“苏维埃”一词，但已准确认识到该制度的本质。蔡和森则是最早使用“苏维埃”一词的。他说：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维埃、邦的以至全国的苏维埃”。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当时的许多领导人认为，十月革命由于吸取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才取得成功，中国革命成功也要借鉴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宣布，“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家所有制，建立“劳动者的国家”。

　　

　　随后，为探索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中共派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通过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结合起来，逐步酝酿和形成了一个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党在反帝反封建阶段的最低纲领。同时，《宣言》还在党的最高纲领中再次重申了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主张，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与此同时，《宣言》也提出了构建民主政权的国家的结构形式，即自由联邦制。“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在内）、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以自由联邦制来“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国体形式，其中所孕育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中以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渊源，对国家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长远利益是有利的。

　　

　　来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这里走来》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编写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